寒风吹过的门檐

1987年的腊月，雪下得正紧，我娘疼得满头大汗，在土坯房的炕头上拼了半宿，总算把我这个“讨债鬼”生了下来。 爹抱着我，笑得嘴角咧到耳根，转身就去借桌椅、称猪肉——村里的规矩，添丁办席不能跨年，再穷也得把喜酒摆上。 可他不知道，这场喜酒的余热还没散尽，一张一千五百元的超生罚款单，就跟着村支书的脚步，轻飘飘落在了咱家的八仙桌上。 那时候，工分才值几分钱，一千五，是能压垮一个家的大山。